唐代太行山东麓的南北驿道主干线路，以洛阳和幽州为两个重要端点，沿途穿越怀州、卫州、相州、磁州、洺州、邢州、赵州、恒州、定州、易州等多个州县。这条线路是当时文人北上或南下的主要通道。除这条主线外，陆地交通网络中还从不同的关键节点衍生出多条支线。同时，该区域水系发达免息配资公司，如滑州处通过黄河向北，淇水沿岸向南，易水连接桑干河再通幽州，还有沿滹沱河北上南下等多条水路，这些水路与陆路相互结合，共同构筑了一个完善的交通体系。
首先，北上出发点存在多种选择。最主要的线路是从洛阳经河阳渡过黄河，途经卫州北上，这也是许多文人诗中描述的常见路线。比如岑参的《送郭乂杂言》描绘郭乂从洛阳出发，经河阳、卫州、邯郸，最终到达定州任职；岑参和贾岛也多走这条线路北上幽州。此外，还有从洛阳向东南下至汴州，或从宋州作为起点的支线，经滑州、魏州，再北上至磁州的路线。李白便曾从汴州出发，途经滑州到达魏州；高适北上幽州及其开元末年游历魏郡，均是经由宋州出发、穿过魏州的这一支线；许浑的《送客自两河归江南》中的友人自河北返江南，经相州到汴州，亦走这条线路。
其次，在南段连接南北驿道的支线路中，有两条较为常见且频繁出现在诗歌中的路径：一条是从卫州经滑州至相州，过黎阳渡河后北上，这条路线曾是岑参壮游河北时南返的路径，诗作《临河客舍呈狄明府》便有记载，晚唐贾岛东游魏博时亦沿此路线行进。另一条则是从卫州经滑州至魏州再到磁州，这条线路并非简单地直通卫州至磁州，而是特意绕道魏州。魏州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文人游历中占据重要地位。根据《全唐文》卷四四零中封演《魏州开元寺新建三门楼碑》的记载：“河朔之州，魏为大。”以及卷八五懿宗《册魏王佾文》中称魏州为“河外名都”，到了唐代，魏州已是河北平原南部最大城市，成为经济核心。特别是广德元年设立魏博节度使之后，魏州成为“魏博大藩，东夏雄屏”的军事要塞，吸引了大量有志入仕的文人，进一步凸显了这条支线的重要性。此外，隋炀帝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永济渠段横贯魏州，水陆结合，使其交通优势更加突出，魏州也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转运枢纽。除了这两条主支线，白居易的诗歌还提示了另一条较少被提及的线路。
展开剩余77%白居易曾在河北多地游历，其现存诗作中最远达到洺州，如《邯郸冬至夜思家》、《冬至夜怀湘灵》、《除夜宿洺州》等诗篇。在第三章分析白居易河北游历轨迹时，我们探讨了他所走的是由太行山南部通向相州的羊肠坂路。《初入太行路》诗中有“马蹄冻且滑，羊肠不可上”的描述，显示该路崎岖难行，也是唐代文人穿越太行进入河北的常用路线。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写道“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独孤及《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中亦提及此路的险峻和酷热。相比前两条支线，这条线路上的文人游历较少。以上便是南段支线的基本情况。北段支线则多自太原东北方向出发，经过井陉、飞狐等关隘，最终抵达镇州、定州、易州，继而通向幽州。这条路线也深受文人青睐，例如许浑游历河朔时，即由太原至镇州再北上幽州，南返时沿原路折返。沈亚在元和九年曾写道“东适邯郸，走铺关，朝邑令为具”，即是北上过井陉关进入河北地区的描写。
不仅文人，奉使和出征军队也常走此路。韩愈奉使镇州，裴士淹奉使幽州南返，窦巩、窦牟奉使河北均途经此线。唐太宗征高丽南返亦沿此路线。相较于南段，这条北段支线使用频率较低，且路途更为险峻，中晚唐以后，由于藩镇势力影响逐渐减弱，这条路逐渐被雁门关道替代，成为文人常走的路线。除了陆路，水路的发展也极大丰富了南北驿道的交通网络。
首先，从滑州渡黄河北上，是重要水路之一。李白《发白马》诗中写道：“将军发白马，旌节度黄河……武安有振瓦，易水无寒歌。铁骑若雪山，饮流涸滹沱。”描绘了由滑州白马寺出发，沿黄河北行至幽州，途中经滹沱河和易水等地的水路情景。其次，淇水岸渡黄河向南，是高适《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中的情景，描写他渡河返梁宋的过程。另外，淇水沿岸的南北往来也频繁。韩翃《送蓨县刘主簿楚》中写道：“花深近县宿河阳，竹暎春舟渡淇水。”表明蓨县刘主簿从北向南经过淇水到河阳留宿。孟云卿《邺城怀古》提到：“朝发淇水南，将寻燕北路。”也反映了淇水岸北上幽燕的交通。再次，滹沱河贯穿水路网络，成为重要水路节点。卢照邻《晚渡滹沱敬赠魏大》诗，李益在幽州幕府期间曾南下至滹沱河边与使者会面，写下《临滹沱见蕃使列名》诗。最后，易水、桑干河水路通向幽州，骆宾王《送郑少府入辽共赋侠客远从戎》诗云：“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干……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雍陶《渡桑干河》诗中写道：“南客岂曾谙塞北，年年唯见雁飞回。今朝忽渡桑干水，不似身来似梦来。”这些水路支线，从不同角度充实了太行东麓南北驿道的交通网，使文人旅行更加便捷。
总体而言，文人在选择路线时，尤其是河北文人南下洛阳，洛阳及汴州文人北上幽州，通常倾向于选择较为平坦的南北驿道主线。除主线外，数条重要的陆路支线和发达的水路共同构成了区域内完整的交通网络，连结洛阳、幽州、长安、太原等大城市，也丰富了南北驿道相关的诗歌创作内涵。
若将太行东麓南北驿道整体划分为南部（洛阳至邯郸）、中部（洺州至定州）、北部（定州至幽州）三大区域，从第二、三章的论述中不难发现各区域诗歌的规律：其一，南部反映的诗歌数量明显多于中部和北部；其二，南部行迹的文人数量多于中、北部，特别是中晚唐以后，短期漫游的诗人更偏好南部；其三，从藩镇的角度看，南部魏博镇相关诗歌多于中部成德镇和北部幽州镇；其四，涉及藩镇的诗歌多集中在中唐元和年间及其前后时期。
因此，南部地区因交通便利、靠近政治中心且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成为区域内诗歌最为繁盛的地带。尤其安史之乱后，胡文化盛行，田弘正《与李渤书》中提到：“自二寇乱常以来，六十余载矣，河北之地，教化之所不行，冀、赵、魏、常山，又河北之尤者，日月积习，遂为匪人，诚可悲矣。”然而不同区域及时期的文化状况有所差异。毛汉光认为，河北胡化程度以镇州、滹沱河一线为界，北部幽、易州地区胡化较深，南部则较浅，尤其是士族家庭仍保持传统家学与家风。因此，即便在藩镇割据局势下，南部地区文化依旧保持旺盛。总体来看，洛阳北部及河北地区文化发展，特别是中晚唐以后，河北诗歌的繁荣离不开南北驿道文人的推动。
初盛唐时期，诸如陈子昂、张说、李白、高适、岑参、狄仁杰等著名文人与高官通过南北驿道来到河北，这些重量级人物的到访极大提升了河北文化的影响力，成为锦上添花。河北地区本身文化繁荣，作为唐代山东士族四大世家，范阳卢氏、博陵崔氏、定州崔氏、赵郡李氏均位于这条线路之内，除了荥阳郑氏。这些世家族中涌现的诗人亦在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单从文化层面看，南北驿道涵盖范围内的文化在唐代已极为发达，著名文人的加入更丰富了文化的多样性。
然而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乱引发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河北本土诗人大量流向两京或南方。大历十才子中的司空曙、李嘉祐、崔峒等核心力量流失，使河北文化出现断层。此时，北上漫游的诗人如王建、张籍、白居易、杨巨源、贾岛、姚合、罗隐等，著名文人的到来犹如雪中送炭，为河北文学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了当地诗歌的繁荣。
虽然南北驿道的通行有时因战乱受阻，文人对此心存戒惧，但作为谋求仕途的要道，其重要性和功名的诱惑远胜过战争带来的风险。因此，中晚唐时期北上文人对河北文化贡献尤为突出。总之，唐代太行东麓南北驿道不仅是南北交通的重要通路，展现了自身独特的历史价值，为诗歌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同时促进了文人仕途的成长，见证了他们的政治历程；更重要的是，文人们在此创作的诗歌成为推动整个区域文化繁荣的强大动力。
唐人游历多出于两个主要目的：一是增长见识，二是谋求仕途，后者尤为重要。因此，南北驿道上的文人大多为短期漫游幕府者。游历时间通常为一两年，少数例外如王建，出关辅后在邢州求学，与张籍共度十年青少年时光，随后张籍南下长安求取功名，王建则北上幽州幕府求仕，数年后转至魏博镇作幕僚，经过田弘正推荐入京铨选。邢州成为他理想构建之地，幽州是其初涉政治的舞台，魏州则标志其仕途正式起步。这条线路上的三地无疑见证了王建成长的历程，他的诗歌与交往的文人，也直接体现了其艺术追求。谭优学《王建行年考》确定，约在建中末、兴元年间，王建出关辅至河北邢州求学，初识张籍，开始了十年同窗生活。
这一时期，两人诗歌多次提及对彼此的友谊与学问：“昔岁同讲道，青襟在师旁”（王建《送张籍归江东》）、“相看头白来城阙，却忆漳溪旧往还”（张籍《酬秘书王丞见寄》）、“十年为道侣，几处共柴扉”（张籍《登城寄王秘书建》）。王建《送张籍归江东》还描述张籍探访时的情景：“访余咏新文，不倦道路
发布于：天津市赢赢顺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相关文章
沪深京指数
热点资讯
